马钧
青海民族出版社的王伟给我带来的李浩最新力作（这是护封上的广告语）《生活背后的生活》，着实让我吃了不小的一惊。一家地方出版社也能新鲜出炉一本风头正健的小说家慷慨馈赠的最新成果。这让我首先有了两个相互矛盾的预判或猜测：一个是咱们的出版社也有手段了，而且拥有了跨越省域的人脉触角；一个是李浩舍得给名头逊色于一线出版社的青海民族出版社，一本他还自珍器重的作品集。我愿意相信，出于维护尊严和名声的需要，李浩不可能以次充好，拿打脸的作品来搪塞。至少他绝对要比王熙凤拿太太给她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外加雇车的钱来打发刘姥姥要仗义、大气得多（请原谅我的冒昧和一丝促狭气）。
阅读小说需要相对宽裕的时间和松弛下来匹配虚拟语境的心境，两者我都匮乏。正因如此，平日里我阅读的当代小说极为有限——相比周围那些急切追踪核心小说期刊最时新作品的作家、读者来说，我的汗颜，简直就是对人家无汗症患者有心没肺的残酷对照。这导致我不清楚小说家如雷贯耳的名字和各路高手的座次。这个短板比刘姥姥闯进大观园还要遭人耻笑。因为不识相或者不懂名利场的忌讳，我真担心自己写着写着，让人转接到《围城》里的一句话上：“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我自知自己还没有“恶毒”的能量，充其量只会犯直话直说的轻率和毛躁之病。
事先不知道文本之外作家声誉信息的阅读，该是多么纯粹、多么朴素的阅读啊！直接单凭文本“说话”，真要做到了，绝对是“素读”的境界。可环封上作者醒目的获奖荣誉、名家的联手推荐、书页里作者的创作简介，我想绕都绕不过去。尤其是作者的那张潇洒的肖像照，坐在低靠背椅上的李浩，正怡然自得地（表情略带一丝拥有优越感的挑衅）审视着潜在的读者。这些文本之外“潮湿”的东西，虽然不动声色，但因为它们沾惹着市场、舆论、潜在的话语权、同时代的人发出的信号和气息，它就毫无商量余地地形成阅读的“前识”，笼罩出一股强大的“势”。这“势”和孙行者的紧箍咒好有一拼！可惜，照片上的李浩显得年轻了一些（不能简单地等同“嫩”这个措辞）。在中外文化的语境里，在读者的心理语境里，面相苍老的小说家，连同他脸上的皱纹、老年斑、满头银发，甚至特殊的疤痕，都能瞬间秒杀读者，毫无设防地对年长的小说家产生信赖感和踏实而放心的好感。小说家脸相的老成持重和沧桑，多么像莱昂纳多·科恩低沉粗粝的烟嗓加上一张博尔赫斯式的老脸。一张老脸才算得上是一位有范的小说家令人难忘的Logo。
理由简单得就像新酿的酒和一坛陈年老酒。醇厚是生命经历在漫长时间的磨砺和化度中形成的结晶，是文火上炖出的一锅老汤。小说最硬核的东西，就是小说家从积力深厚的人生阅世里积淀下来的广博经验和练达的人情。做一个简单的表述：一类小说家靠经验吃饭，一类小说家则靠脑力和娴熟的技巧。
李浩的这个小说集，收录了八个短篇小说，就像八面各来各的风。从题材上看，李浩就像是把川剧里的变脸绝活，欻欻欻地带到了小说里。他的八个招数使完，读者会很分明地给他的小说创作一个概括：智性写作。我最初想用的一个题目也是：想当狐狸型作家的李浩。狐狸刺猬说是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有名的一个类型比喻，属狐狸的多智，属刺猬的专技。李浩的小说长处在于他叙事上的精明。身为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凭借强势的专业优势和广博的阅读，再加上一点七零后的阅历，他就可以在小说的世界里左右逢源，呼风唤雨。他身上总是带着一股子实验的激情，《故事咖啡馆》与其说是他虚构的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他缔造小说建筑的现身说法。叙事，或者讲述一个或多个故事，在他那里，形同一个男童沉迷于玩耍一堆积木拼装玩具。里面的语言、人物、情节、意象碎片，统统像一块块积木一样。凭借着精明的小说思维，他一面向读者活灵活现地展示着他技术的训练，一面也就同步构建起了他的小说文本。在这一点上，《荒诞小说，爱情小说》在本质上也属于《故事咖啡馆》这一路，只是在风格类型上进行了变调处理。具有镇书分量的作品，自然是开篇同时也用作书名的《生活背后的生活》。它的厉害之处，并不在于李浩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奇异陌生的生活场景，说实话，他的小说所能贡献给我们保守的阅读趣味的“干货”实在不多。狡黠的李浩知道藏拙，尽量像一个狐狸一样用尾巴扫除掉留在地面上的痕迹。为什么小说一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句：“我们后知后觉”。这话既是作为叙述人向读者打的一个招呼，同时也是在李浩身上反映出来的一种对事物可能性的限度感。这个限度感就像一个审讯室里的犯人，他一面诚实地招供，一面又获取对他惩罚减免的优待。李浩就是靠着这个客观真实感，让他笔下想象的马车装上刹车和缰绳，以便随时控制、约束自己的想象。同时，他想借此给他想象的特权，不动声色地弥缝掉经验的短板，让自己露出的“马脚”不再是破绽，而是他小说的一套积木玩法，一种叙述构型。这一点在《木船与河流》里的叙述人的一段叙述里，体现得再典型不过：“略过她们的相见，事实上也没有谁向我复述她们相见的细节，如果描述我也只能是依靠自己的想象，还不如，将想象的权力交出去，小有狡黠地向朋友们标明：此处略去七百字，而后面还有一万字的空格需要填充。”
他的第一人称的叙述人，就像一台滑轨上的摄像机，一方面由他来记录、铺展开所有的故事，一方面他又极具伸缩性地介入到故事里，以他旁观与参与兼容的双重优越感，介入到故事里。李浩几乎给他笔下的第一人称的叙述人，授予了一种进退自如的特权：他既知悉、洞悉他介入其中的生活和人物的世界，同时他又会对他介入其中的生活和人物的世界，缺乏全知全能的了解。《生活背后的生活》真正想要展示的，不是“生活”，而是生活背后带有柏拉图主义倾向的理性旨趣，正如小说的结尾表述的那样：“写下这篇文字，我本来更想将神经末梢伸入到他的内心里去，写他的痛苦和挣扎，写他在家人面前的掩饰和由此带来的拉扯、撕裂，写压在他心上的那股庞大到无法言说的力量……但我不能。即使完成了它，我父亲的隐秘生活依然是个人的隐秘，我其实也害怕那个深渊。”在这里，我想援引英国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私货》里，评述美国新晋的小说家本·勒纳(BenLerner)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时的一段精彩表述，移用到李浩身上：“这种反叙事，这种对‘现实主义’传统语法的蓄意回避，这种对叙事中不可揭示、难以承认之事的触及，正是《离开阿托查火车站》所做到的。”虽说两部小说各是各的语境，但它的“反叙事”，绕过“现实主义”背后寻找存在“黑洞”的旨趣，已经让李浩跳出了经验小说的疆域，一蹦子跨入后现代小说的未完成性和敞开性的广大场域。
凭借着想象的特许，李浩在《普拉亚的最后早餐》里，可以让普拉亚一次次起死回生，直到他察觉到审美疲劳快要降临的时候，他的叙述人才宣布这一回我的婆婆“普拉亚已经没有了呼吸。”《放飞雄鹰的母亲》也是故伎重演，让乌烛顿一次次死而复生。只是这一次他借用了传奇故事。他用这个伸缩性极强的传统道具，给它新的想象的可能性。其实，按照经验型小说的尺度稍微衡量一下，李浩在跨越到异域、异族的题材时，既能检验他的想象力，也能检验他对异陌领域的经验感知度。他果然利用了一些花招、二手经验，像“乌烛顿”这个异族人名，像用火苗占卜吉凶，像他煞有介事杜撰的异族风俗：未出生的孩子遇到泪水是不洁的，所以要在帐篷外面撒上拌有牛粪灰的奶茶，念上三遍“清而黎歌咒”等等。这些障眼法，确确实实让他的历史叙事滴水不漏，天衣无缝。其实，真正我们想要知道的战马的样子、马背上的鞍鞯，甚至战马嘴里的口衔，战场上的诸般细节，他都一掠而过。书里倒是写到一次别致的杀人场景：
我记得他第一次杀人，居住于高卢的敌人——虽然他并没有跟我透露，但我知道。他回到家里，将他的收获大咧咧地放在我的脚下，里面有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一个人走向床边。他从一个染有血迹的小布包里，掏出两片肉冻一样的东西，掂在手上……因为距离也因为光线，当时我并没看清他掏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值得他那么地喜爱。他抖动着其中的一个，然后放下，又拿起来另一个来，用同样的动情精心地抖动着……
“是什么？”我问。
“耳朵。”他笑呵呵地转身，把它递到我的面前。……
（批识：历史和小说的虚构里都写到过首级、阳物，耳朵是李浩的一个小聪明。问题是，一位匈奴人的、有着不一般见识和过人能耐的母亲，岂能没见过英雄用耳朵作为战利品来炫耀的情形？）
李浩通过二手经验对一手经验的僭夺，解放了他想象的器官，却废退掉了那种小说家原本最朴素、最丰富的感性的力量。公允地说，他不完全是废退，而是他相对有限、狭窄的经历，还不足以让他来挥洒他的素材积累。不像阅历极端丰富的小说家，他会像长河一样涌荡他的生活，像黄永玉那样，他生命经历的吃水线太深了，以至于他的小说之舟，不得不载重量超大。
李浩本质上的创作机制来自于他的“突发奇想”。他靠奇思妙想建筑小说。
人生阅历的宽度、广度和深度，往往会深刻地影响一个小说家去采取何种体量的小说来展开他想象的天地。年钱锺书访美，在回答有关鲁迅的创作问题时，他实际上涉及到了这个被评论家和作家秘而不宣的现象：“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短气”“长气”是个中国语境极浓的术语，它指的是一个作家包括气力、才力、个性禀赋综合而成的创作力。李浩从目前看，也是个适宜写“短气”的小说家，他写得最多、也好看的小说，短篇小说占了上风。这不是说他搞不了长篇小说，如果他借用一下卡尔维诺的思维模式，他造出几艘小说的航母哪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但他的擅长，就是靠精明的智力，拼接一个个故事，甚至在一个短篇里，像俄罗斯套娃的模式一样，里面故事套故事，试图在有限里完成宏大。
毫无疑问，李浩早已把自己的文学课堂和自己的小说创作打通，他就这样双管齐下，两面开花。至少他日渐娴熟的小说技艺，足以支撑他在小说圈子里走得更远。辛丑年他在《匠人坊》一书里开设了十堂小说课，这是作为小说家李浩的一次“金针明度”，我也把它视为是他小说创作的某种镜像反映。比如，他在书里评说鲁迅的小说细节少，叙述多，共感力差；沈从文笔下泛着暖光，不够深入，难以抵达人们沉默着的幽暗区域；残雪安置他笔下的人物有时太过强势，太过于信手拈来。这些评语，有不少也可以挪用到他身上。前面我说过，他有狐狸狡猾的一面，他即便是明度金针，也不会竹筒里倒豆子，把他的经验透露得一干二净。他会出于善意的考虑，留上一手。即便他将来在“匠人坊”再开讲十堂外国小说，那也是他阅读经验和人生经验里的“冰山一角”。猫不给老虎传授上树的本领，不是猫的自私，而是它的深谋远虑。否则，地球上不但会没有猫的存在，恐怕连善于上树的其他动物，都会受到广泛的牵连。
我还是喜欢能亮出“干货”的小说。半个世纪以前，台湾作家朱西宁写下小说《铁浆》，里面的环境交代、细节铺陈、心理刻画，处处入木三分，宛然目前：
人脸上都映着雪光，这场少见的大雪足足飞落了两夜零一天。打前一天过午起，三点二十分的那班慢车就因雪阻没有开过来。
雪住了，天还没有放晴，小镇的街道被封死。店门打开，门外的雪墙有一人高，总算雪墙之上还能看到白冷冷的天，没有人把人闷死在里头。跟邻居打招呼，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可是都很高兴，觉得老天爷跟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温温和和的大玩笑，挺新鲜有意思。
……
几条狗围坐在尸体四周，耐心地不知道等上多久了。人们赶来以后，这几条狗远远地坐开，还不甘心就走掉。尸首蜷曲在一堆凌乱的麦穰底下，好像死时有些害羞；要躲藏也不曾躲藏好，露出一条光腿留在外边。麦穰清除完了，站上的铁路工人平时很少来到东岳庙，也赶来帮忙给死者安排后事。
尤其是一具尸首，一具“蜷曲在一堆凌乱的麦穰底下”的尸首，“好像死时有些害羞”，这样的神来之笔，可不是花里胡哨的炫技能够炫出来的，他把一位作家的广大的慈悲、冷静的抚慰、全息的温度，都带到了小说里，又带入到了读者涌动不止的心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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