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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有关契丹人动物崇拜的明确记载并不多见，如《辽史·国语解》记载：“辽俗好射麋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辽史·地理志》载：“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两则史料记载中，一处记有契丹好射麋鹿，每次出去狩猎都会祭祀麋鹿神，祈求收获更多。那么，按照常理，以为尊贵或崇拜的事物，我们通常是不会伤害或夺取其性命的，为何在契丹萨满教动物崇拜的内容中，拜祭某动物神时还要以此动物献祭神灵呢？动物作为人类生存的现实所需，其数量的多寡，繁殖的情况，关乎以游牧和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草原民族的生死存亡，动物的减少，就会给人类生存带来不安，于是利用超自然力量的观念将动物予以虚幻成某种神灵，在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上，会采取象征的方式，宰杀动物，用动物的灵魂转生为新生的动物，祭拜神灵以悦神，祈求神灵赋予更多数量的动物，从而消除人们在生存和需要之间产生的心理负担。另一处史料是契丹人每行军作战和平时春秋祭祀时，都会用青牛白马祭祀祖先，以示不忘祖。在契丹人的始祖传说中，有神人骑白马和天女驾青牛的记载，既然青牛白马是先祖的坐骑，为何后人要以青牛白马做祭物献祭祖先以表不忘本呢？除了按前文已有的分析去理解，即先祖及其生前所用的青牛白马是有灵魂的，死后，人和动物的灵魂是存在的，和生前一样有所需要，每次祭祀活动时都要用其献祭，以提示族人，先祖的灵魂不灭，且求得永葆后代平安，事事如意。从萨满教理论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在原始宗教仪式中，人们宰杀动物用以献祭，采取象征的方式获得动物灵魂的转生，以求得神灵赐予更多的动物，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言：“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它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产生了动物崇拜。”上述史籍明确记载的辽代契丹人的动物崇拜内容外，还有可能存在其他动物崇拜的内容，这与辽代契丹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类型有关。据《辽史》记载，辽建国前疆域：“东际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演水，凡五部，咸入版籍”，此范围是辽立国之本的“契丹腹地”；“灭渤海国之前的疆域，东到大兴安岭森林地带，抵达渤海国西界，大致约为今东北平原的南北中轴线。向西到了阿尔泰山以西的沙漠地区。辽建国之初的疆域往南到燕山山脉长城一带，向南即中原五代各政权的疆域，北为契丹国之疆域”；灭渤海国、得燕云十六州后的疆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护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结合历史文献，“自然环境和经济模式的不同，将辽国疆域分为四大区域模块内蒙古草原农耕区、蒙古国高原山地游牧区、大兴安岭以东的狩猎农耕区、长城沿线及其以南的传统农耕区”。围内，契丹人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以东的狩猎农耕区和内蒙古草原农耕区。《辽史》卷32《营卫志中》载：“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草原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使契丹人“便于鞍马”，对马格外的宠爱。契丹皇帝始终奉行四时捺钵制度，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游牧狩猎习俗，“（春捺钵）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捕鱼、纵鹰鹘，捕捉天鹅、大雁。“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区多虎，契丹人射杀猛虎锻炼武艺，射鹿是每年契丹皇族贵戚热衷的狩猎活动。这种特殊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契丹人对动物的猎取规律和情感需要。以动物为崇拜对象是萨满教自然崇拜的内容，根据游牧与狩猎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契丹人多选择在春秋季节祭祀，春季祭祀多为求得神灵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动物繁衍昌盛，少有病灾侵袭。秋祭多为回馈天神赠予。“在辽北方的山林间有黄羊、鼠(黄鼠）、野猪、狼、狐狸和少量的虎、熊；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有獐、狍、麋鹿和兔(野兔和跳兔)；在河泊中，有成群的鱼(尤其是牛鱼或叫牛头鱼)、龟、虾、螃蟹(名曰“渤海蟹”)和水獭；在空中有野鸭、天鹅、大雁、鹰、野燕、雉鸡等飞禽，野生动物资源相当丰富。”王其格认为：“在中国北方草原原始猎牧人群和阿尔泰语族中广泛存在和延续过以草原猛禽猛兽和各种自然物象为主的图腾信仰崇拜…包括动物崇拜，如哺乳类的熊、狼、虎、蛇、鹰、雕、枭、猫头鹰、海东青、天鹅、乌鸦等和鹿羊等食草性动物，…并且形成了一定地域特征的信仰传统，并直接影响后期北方草原民族文明和阿尔泰系萨满教文化，造就了草原类哺乳动物和猛禽猛兽崇拜为核心的地域性信仰传统。”先后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其他草原民族，在其信奉的萨满教中都有动物崇拜内容，匈奴人以狼和鹿为崇拜对象；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崇拜，以狮、虎为动物崇拜。这一地区自古以来自然地理条件变化不大，大体相同的经济类型造就了各民族相似的文化特质，出于对大自然的依赖和需要，动物便成为了人类共同崇拜的对象。契丹族的动物崇拜内容与其他草原民族具有相同的地方，王其格认为“草原民族对鹿的崇拜为匈奴族、鲜卑和突厥等民族曾经共同崇拜的内容。出土的匈奴文化遗存中有一种酷似鹿角的‘大角兽’图像，在鲜卑人的遗址中也存有三鹿纹金饰牌，鹿纹铜牌和带有鹿形图案的艺术品等。蒙古族文献记载有成吉思汗西征印度时途中遇到‘独角神鹿’告诫‘此仗不利’而退兵的传说。回纥人将其君长称之为‘卜古可汗’，即‘鹿可汗’。”鹿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高超的生存本领和超凡的灵性，是草原原始族群重要的食物来源，契丹人同样也有鹿崇拜。《辽史》记载：“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太宗天显三年（年）四月“己卯，祭麃鹿神”；圣宗统和四年（年）十一月“甲午，祭麃鹿神”；大康二年()八月庚寅，“（道宗）猎，遇麛失其母，怜之，不射”。陈兆复曾提出，在萨满教的观念中，鹿的超常能力来源于它的角，并且认为鹿角能帮助人们升天。鹿是阿尔泰语系萨满的重要神偶和标志，萨满的神帽、神衣、单面鼓、面具等一般都以鹿皮制作；多数萨满的跳神舞中有专门模仿鹿的走姿和神态的舞蹈“鹿舞”，有些萨满在神灵附体后变成“鹿神”（翁衮）模仿鹿跳跃、奔驰的动作。赫哲萨满有专门的“跳鹿神”仪式，萨满于每年春季二、三月及秋季七、八月有跳鹿神之举，跳鹿神的意义是萨满欲为他的家属及合屯人民消灾求福。“蒙古西部达尔汗地方的巫师和内蒙古巴尔虎、察哈尔、科尔沁地方的一些巫师的帽子上镶有一个铁制的鹿角像。他们用的青铜镜子和火镰上都刻有鹿的像。”可见，契丹与其他草原民族在动物崇拜的内容上，有相同的部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同为北方草原民族的诸族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的先后关系，也存在着并行发展或传承影响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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