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狐狸鱼 >> 狐狸鱼的天敌 >> 明代复古派的观点,它将音乐视为诗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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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东阳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文化权力中心的代表，但他的权力并非没有遭到挑战。最引人注目的是，—年间一批名为复古派的年轻士人对李东阳的地位形成了挑战，学者们一般称他们为“前七子”，也就是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边贡（—）以及徐祯卿（）。但这个说法却是多年后才追认的。“七子”大多是北方人，只有徐祯卿来自南方，是苏州人。事实上，复古派由更多人组成，而这一文学运动也比人们所设想的要更变化多端、分布广泛。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复古派中的一些成员比如李梦阳、何景明被拒绝进入翰林院，所以这个派别的建立是出于个人的恩怨。
但事实上，“七子”中的两个人康海、王九思就是翰林院学士，所以真实的原因似乎远为复杂。一般说来，复古派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诗歌观念。在李梦阳和他的朋友们看来，真正的抒情诗已经消失很久了。根据他们的观点，诗表达情，但是他们认为同时代人大多“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康海、王九思特别批评了台阁体诗，认为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甚至陷入“流靡”。因此，他们主张取法古人回到抒情诗的“本”，学习盛唐，特别是学习杜甫。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关于盛唐诗歌具有典范意义的观点，呼应了南宋批评家严羽，也与明初批评家高棅的观点一致，但他们似乎对高棅的理论并不十分熟悉。这一时期的诗人中只有福建人桑悦（-）提及高棅。
诗写作场景图现代人一般认为复古派的理想典范是秦汉文，但是复古派文人对此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复古派通常将赋作为文的一个分支，但是他们所写的赋却追摹魏晋与六朝，篇幅较短，这与篇幅更长、辞藻华丽的汉赋不同。这可能是由于复古派不满意台阁体作家长而乏味的赋，因而愿意写更短、更抒情的篇章。从这方面看，康海的《梦游太白山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篇赋中康海传达了以表现自我的真实风格来写作的愿望，这与充满道德教诲和华丽辞藻的古代赋作形成对照。康海的短赋似乎拥有南朝赋的某些特征，如将抒情性作为至关重要的原则。
不过，并不是所有复古派都赞成六朝风格，在《织女赋》中何景明就以批评六朝作者谢朓开头，一些明代中叶的作者如黄佐和丘浚也都以汉赋为典范。但是，从一般情况来看，复古派在写作赋的时候并不严格地追摹秦汉典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个口号将明代复古派简单化了。就诗歌而言，复古派同样不像现代学者所设想的那样总是追摹盛唐，他们的典范也包括《诗经》和两汉魏晋时代的古诗。复古派就与台阁体诗有很大不同，后者从来没有把《诗经》作为典范。复古派相信将诗与声律，特别是与吟唱艺术相联系，才能完满地传达感情。因此追溯诗的源头《诗经》就很重要，因为《诗经》中诗和音乐是一体的。
《诗经》绘图明代复古派的观点使我们想到了西方的抒情诗，它将音乐视为诗歌内在的成分。从这方面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法”、“格调”这些概念的完整意思了，这些概念不仅指涉文学风格而且指声律类型。当复古派的重要人物李梦阳宣称他学习杜甫的“格调”时，他也在有意识地模仿唐代大师的音调。李梦阳等人都坚信诗是特殊的艺术，需经长期“锻炼”才能掌握。李梦阳关于“锻炼”的概念与欧洲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相呼应，特别是后者对于永恒法则的信念，对辞藻的把握，对语言瑕疵的注意，以及对得体的追求等。
但并非复古派的成员都同意李梦阳对“法”的解释，更多人对学习过程采取更自由的看法。例如，何景明就认为学习古人，就像借筏登岸，登岸则需舍筏。尽管复古派内部观点各有不同，但在下列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们趋于一致：反对台阁体陈旧的文学形式；激烈拒斥朱熹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同气相求，认同后者对“良知”和“悟”的强调；认为诗主情，而非主理；把握经典，从中定位自我，借以复兴抒情传统；主动介入政治与文化领域；激赏当时的通俗歌谣。
古代书院绘图复古派对通俗歌谣展现了特别的兴趣，因为他们坚信这些作品表达了真正的情感。李梦阳在年的诗集自序中这样写道：。“今真诗乃在民间。”在另一个场合，李梦阳和他的友人何景明赞赏通俗歌谣采用了“锁南枝”的曲调，指出如果诗人学这样的调子，将大有益于诗文质量的提高。晚明作家徐渭（—）说，李梦阳最早将《西厢记》经典化，与《离骚》并称。复古派对通俗歌谣的普遍兴趣无疑促使他们在写作中尝试新的主题。例如，在一首关于捕鱼的诗中，何景明描写了渔者捕鱼、卖鱼的体验，以及附近村庄中其他人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一个妇女从鱼市上买回鱼却不敢杀鱼的经历。
李梦阳还写了不少生动的散文，记录商人的生活。这些作品有些是墓志铭，有些是短篇传记，有些则是闲适的小品文。李梦阳来自商贾之家，也许这是为什么他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复古派的另两名成员康海和王九思因其散曲闻名，这些散曲自由使用口语，也受到了通俗歌谣的影响。复古派希望为全社会培养一种文化责任感，这就使得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更多地批评官方政策。在这方面，李梦阳的经历最引人注意。他不断遭遇政治挫折，以致身陷囹圄达四次之多。年通过科举考试后，李梦阳任户部主事，并升迁为郎中。
散曲剧照在压力下他一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勇气以及领导才能，并被尊为“七子”的领袖，但他的政治灾难却始于年。这一年他应诏上书，谴责了一位外戚的劣迹，而这人却正巧是孝宗宠爱的张皇后之弟，结果李梦阳被羁下狱。在十七首的组诗《述愤》中，李梦阳讲述了自己深受创伤的牢狱生活，包括在狱中所受到的肉体折磨，从而表达了他对不公正遭遇的极大义愤。他并不惮于揭露权贵的罪恶，在试题的注释中，他这样写道：“弘治乙丑年四月，坐劾寿宁侯，逮诏狱。”他后期的作品延续了这种直言的风格，明确表达了对政治迫害的愤慨，如《离愤》《叫天歌》等。
其后不久，正德皇帝即位，宦官刘瑾把持朝政。李梦阳又由于自己的放胆直言得罪了权倾一世的刘瑾，再次下狱。他被判死刑，是朋友康海居间斡旋才救了他。后来，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李梦阳不得不完全退隐。但作为一个作家，他依然拒绝保持沉默。前面我们提到，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思想对复古运动有很大影响。许多现代学者只记得王阳明是个哲学家，而事实上他也是知名诗人。王阳明的老家在浙江，但他却在北京长大。他周围有许多诗人、作家和官员，因为他的父亲在翰林院中地位显赫。早在年轻时，他的诗就在京城颇受青睐，读者也纷纷写信向他索诗。
屈原在长江三峡作诗而他后期的诗则将山水与哲学沉思结合了起来，比如《山中示诸生五首》。在北京时，王阳明最好的朋友之一是李梦阳，这就使他有机会与复古派的成员互相唱和，并分享了他们的趣味。王阳明对内心直觉的强调也激发了复古派去追寻诗的抒情性。甚至即使从政治关系上说，王阳明和李梦阳也有共同的处境。年，王阳明因为替两位上书谴责刘瑾的官员辩护而下狱，并被毒打。此后，他受到进一步的惩罚，被流放到蛮荒之地贵州。直到刘瑾于年被处死，王阳明才回到北京。正是在他受难的日子里，王阳明经历了精神的觉醒，开创了新的哲学。李梦阳晚年隐居于自己偏远的故乡甘肃研究心学，显然也是受王阳明影响。
除了李梦阳，复古派的其他人在刘瑾当权时也体验了政治危机所带来的痛苦后果。但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刘瑾并不是复古派所有成员的敌人。康海年自愿为危难中的李梦阳居间斡旋，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乃是由于他与宦官刘瑾是陕西同乡。不过当年刘瑾失势被杀时，康海和另一个来自陕西的复古派成员王九思却因为与刘瑾的交往被逐出翰林院。这当然对康海和王九思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与刘瑾的联系非常有限。但在同乡关系被看成最重要的个人联系纽带的时代，康海和王九思被视为刘瑾的“盟友”并受到惩罚却也并不难理解。正是由于长期隐逸于陕西故乡，康海和王九思才致力于创作散曲和杂剧，并且成为擅长北曲的著名戏剧家。
杂剧表演由于对自己的政治生涯非常失望，他们往往通过写作来宣泄自己的挫败感。康海一共出版了大约四百首小令及一百多篇套数。王九思的作品数量大概是康海的一半，但王九思的散曲更被后人看重。康海许多描写山水的曲子因其生动的技巧和抒情性而独树一帜，如《满庭芳·晴望》《普天乐·秋碧》等。康海和王九思的散33曲诉诸直率的表达，并时常插入问句和感叹，给人自然如话和豪迈不羁的印象。王九思和康海常常在他们的戏剧作品中运用讽刺和托喻的手法，间接指涉政治。在杂剧《杜甫游春》中，王九思借用杜甫的生平故事，但显然有意要让读者产生现实联想。该剧描写了唐代诗人杜甫在“官应老病休”的日子里，典当春衣，外出买酒。
看到长安周遭荒凉的景象，杜甫将朝廷的失败归咎于权臣李林甫滥用权力。在路上，杜甫刚好遇见岑参兄弟，并与他们一起游历了渼陂。其后，新宰相房琯答应给杜甫翰林院的职位，诗人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让与他威风气概，我只要沽酒再游春，乘桴去过海。”该剧的主要情节取自杜甫的两首诗《曲江对酒》和《哀江头》，王九思显然是用杜甫的故事来隐喻自己遭遇政治挫折后的处境。他退休后称自己为王陂，并移家杜甫在公元年前后曾经游历过的陂。时人称此戏是专门嘲讽大学士李东阳的，后者在刘瑾被杀后权力陡增。不过，很难说这是作者的原意，但如果考虑到王九思曾经供奉翰林，并对李东阳的台阁体颇有微辞，那么这种解释就并非毫无道理了。
杜甫雕像这部戏是王九思多年劳作的成果，最初只是为自己的家班所作，但由于其有争议的内容，后来在全国其它地域也很流行。师承马中锡（—），王九思和康海还瞩意讽刺寓言。马中锡是个正直的名士，受刘瑾迫害屈死狱中。他以传奇小说《中山狼传》而知名。在此寓言中，不知感恩的狼要吃掉曾从猎人手上救下自己的书生东郭先生。这个故事可能取自宋代谢良或唐代姚合的小说，但是，是马中锡使这个主题流行于明初（该剧的作者是否马中锡仍存争论）。在派系斗争和政治结盟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不难理解这个关于负恩的故事是多么吸引一般读者。
王九思与康海被背叛的经历与中山狼的故事不无契合之处。一些学者质疑康海创作了杂剧《中山狼》，但是明代作家如李开先（）祁彪佳（—）沈德符（—）等都相信其真实性。在此我借用“被指认的作者”一词指称这种作者不确定的情况。王九思的剧作《中山狼》是只有一折的杂剧。也许是为了增加舞台效果，马中锡的经典故事里出现的判官“杖藜老人”在这里变成了土地神。当狼、牛以及杏树都作为角色出现在舞台上时，王九思的这部戏对观众来说，一定具有更激烈、更普遍也更可感知的滑稽效果。喜剧情节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的现实在混乱的派系纷争中，人的作为开始像动物一样。
杂剧表演当然，这一时期许多其他作家也深入地描写这个主题。董玘（-）在其传奇小说《东游记异》中，将宦官刘瑾比作白额虎，将刘瑾之兄比作看管狐狸洞的老狐狸。这些动物寓言与明代中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因为据说正德皇帝正是日夜沉迷“豹房”，纵欲享乐，而让擅权的刘瑾把持朝政。康海的剧作《中山狼》更长，四折之中有大量对话和情节起伏。同时，他将土地神这个角色改回老人角色。尽管观众已经熟悉故事情节，但是康海所细心处理的忘恩负义主题仍令人震惊。康海抓住了时代的道德缺陷，并让老人用令人感动的独白说出来：“那世上负恩得好不多也。
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那负亲的，受了爹娘抚养，不能报答…那负师的，大模大样，把个师傅做陌路人相看…”这些话使我们瞥见康海早年的官场生活，那时他目睹了许多人在政治危机的压力下互相背叛的事实。康海让老人在戏的结尾说：“那负朋友的，觉冷落，却便别处去趋炎赶热，把那穷交故友撇在脑后。”最使人吃惊的是，这些句子让人想起赋中所常用的对偶和排比手法，而赋是康海所特别擅长的文类。不过，康海在戏剧中所使用的修辞技巧与他在赋中，。所使用的又有所不同，因为他混合了口语和成语，为杂剧创造了一种新的、严肃的风格。这使得晚明批评家祁彪佳判定康海的戏剧为“雅品”。
戏剧表演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创造一个儒者代言人（即杖藜老人）的形象，康海让他的戏变成了一个道德剧，尤其还在道德剧的结尾加入了快乐的因素，让邪恶的狼被救了它命的东郭先生刺死这个结尾更接近马中锡原来的故事，而与王九思的短剧非常不同，在王九思的剧中狼是被土地神派来的小鬼杀死的，但故事还没结束。王九思、康海创作了这些戏剧之后，读者还要猜想谁是中山狼。在读者的想象中，特别是康海的戏是直接针对复古派领袖李梦阳的。因为据传言，在康海陷入刘瑾事件并在年被逐时，李梦阳从未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尽管康海曾是李梦阳的救命恩人。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李的原因康海才首先与刘瑾有了瓜葛。
因此，一些读者宣称康海写作关于中山狼的戏剧正是为了讽刺不知报恩的李梦阳，因为他背叛了朋友。当然，很难说戏剧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有什么直接联系，但这种解读却已非常流行，以致明代后期人们已经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看法。沈德符在评述《中山狼》时就认为康海是用寓言嘲讽李梦阳。从现代人的观点看，这种评价降低了康海戏剧的艺术价值。不过，在明代中叶的文化氛围中，康海戏剧的流行恰恰正是由于这种没有根据的解释。这还刺激了很多模仿之作，甚至同名剧作，很快整个文学圈子也对重写狼的故事情有独钟。中国文学中改写前人作品的例子很多，但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改写之作，狼在这里成为邪恶的公共象征。
红楼梦戏剧表演在十八世纪的小说《红楼梦》中（第五回），曹雪芹（约—约）用中山狼作为典故指代人性之恶。尽管康海创作了许多戏剧，如王兰卿的爱情悲剧等，但最终他还是因《中山狼》而知名。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因为这表明了文学接受是如何使士大夫间已经很复杂的派别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的。这也表明了复古派的文学主张与他们的文学实践之间有多大差距，而他们的观点又是怎么随人生阶段的不同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复古派文人之间的共同点也许仅仅是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的仕途理想。
参考资料
·《梦游太白山赋》
·《织女赋》
·《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