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丰富多彩、气韵生动

的文化含量

综观古今中外的小说，能否成为传世名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文化意蕴的深浅与文化信息量的多少。

《金瓶梅》中的文化精神、文化意识、文化信息，都不同程度地超越了以前的小说，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化小说。

从现象上归纳文化形态的类别，大致有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精神文化等。在《金瓶梅》中，除了智能文化外，其它三类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一)精神文化面面观

文化的精神层面，主要指人类的宗教信仰、审美思想、文学艺术等，是人的精神活动、创造及其产品。

《金瓶梅》注重人物心灵的刻画，时代精神的反映，宗教与信仰活动的描写和人的性生活、性意识的揭示，蕴含着中国十五、六世纪社会文化精神的多面形态。

(1)人物心态刻画中的文化层

《金瓶梅》以前的小说，由于重故事、轻性格的描写倾向所致，注重外在动态描写而忽略内在心态的刻画，大多属于故事型的小说。

由于《金瓶梅》注重个性化描写，已属于性格型小说，对心态描写有了长足的进展，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的心态描写视角特点：

其一是由言传心。

前面已经言及，书上人物口语一个突出特点是本色化，即人物性格、心态的本色原貌由声调各异、含意独特的口语体现出来。如潘金莲的淫欲之思、争宠之念、害人之举，在事前大都由她独特的语言先行透露出来。

第一、二回上，潘金莲勾引武松的淫念，就是通过她两次饮酒时的含情露意的话语表现出来的。

第一回上说：“二人在楼上一递一句的说。有诗为证：叔嫂萍踪得偶逢，娇娆偏逞秀仪容。私心便欲成欢会，暗把邪言钓武松。”潘金莲“欲成欢会”的“私心”，是由她的“邪言“先表现出来的。

书上一些人物长篇大套的话语，不仅有叙事的作用，还有表达心态的功能，发映出带有文化意蕴的思想、观念、道德、习尚。

如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中“王婆笑哈哈”说的段话把她“做媒婆，做卖婆、做牙婆”的招数与心态表露出来，在第三十七回“西门庆包占王六儿”之后，三十八回上，从东京送女回来的韩道国与妻子王六儿有段私房话，把他们夫妇心甘情愿地卖淫图财的价值观念充分地表露出来：

“老婆(王六儿)如此这般，把西门庆勾搭之事，告诉一遍：‘自从你去了，来行走了三四遭，才使四两银子买了这个丫头。但来一遭，带一二两银子来’。

韩道国道：‘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如今好容易赚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

老婆笑道：“贼强人，倒路死的，你倒会吃自在饭儿，还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两个又笑了一回，打发他吃了晚饭，夫妻收拾歇下。”

读到此处，“崇祯本”眉批说：“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亦不气苦。予尝谓好色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矣。”

其二，是由动态引出心态。

人们的行动是受大脑的思维支配的，当然，也有的行为是出于无意识或下意识，但总的说来二者是统一的。

明中期以前的小说，由于人物刻画是类型化的格局，叙事是“全知全能”的方式，人物的活动往往出于道德规范的需要，而不是出自情感的使然，因而其动态很难说体现出心态。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英雄人物在奔赴战场需杀之时，只有视死如归的男气豪情，而无将要失却生命的怯惜心理。

《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中，那个以自己的肉体去执行王允”连环计”的貂蝉，慷慨地表示，“要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言词之间。却无行行将受辱，或此行将捐躯的思想感情之波澜。

小说由类型化发展到个性化的阶段，这种状况有了改观，人物的动态与心态大都趋于一致，《金瓶梅》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体现，事例所在多有，难以一一枚举，只以西门庆与几个通奸的女人事发前的情态为例。

第三回“西门庆茶房戏金莲”中说：“王婆便出门去了，丢下西门庆和那妇人(潘金莲)在屋里。这西门庆双眼，不转眼只看着那妇人。那婆娘也把眼睛来偷睃西门庆，见了他这表人物，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头，只做生活。”

这里潘金莲的“偷睃西门庆”、“又低着头，只做生活”的动态，反映出她与西门庆通奸“心中”的“五七分意了”。

《金瓶梅》连环画

第十三回“李瓶儿隔墙密约”中写道：“妇人影身在门里，见他(西门庆)来，便闪进里面，他过去了，又探头去瞧。两个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

李瓶儿对西门庆“探头去瞧”的动态，便透露她愿与西门庆通奸的“心期”。

第二十二回“西门庆私淫来旺妇”中，吴月娘的丫环玉箫，受西门庆的指使对来旺的妻子宋惠莲说：“爹说来，你若依了这件事，随你要什么，爹与你买。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会会儿，你心下何如？”“那老婆听了笑而不言.....这宋惠莲“笑而不言”的动态，便把她“未言先欲笑，必定与人私”的心态反映出来。

第三十七回“西门庆包占王六儿”中，冯妈妈受西门庆的指使，对王六儿说西门庆“要来和你坐半日儿”的话之后，“妇人听了微笑”。王六儿的“微笑”，把她“暗带着月意风情”的心态披露出来。

其三，是由梦境折射出人的幻想与意念。

通过梦境叙事写人，是中国古代小说家常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唐人传奇中就有以梦叙事写人的作品，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白行简的《三梦记》、沈亚之的《异梦录》、《秦梦记》等。

元明时的长篇小说中，在篇中也时常以梦叙事写人。如《水浒传》中就有三回书写了宋江的梦境，即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八十八回“颜统军阵列混天象，宋公明梦授玄女法”、一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金瓶梅》没有像《水浒传》以整回书写人物的梦境，只在情节间以写梦，以表现人物的幻想与意念，揭示了人物的幻觉心态。

我们这里只以李瓶儿的两个梦为例说明问题。

第十七回写的李瓶儿等盼西门庆，“朝思暮盼，音信全无。梦攘魂劳，佳期间阻”的梦境：“妇人盼不见西门庆来，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辗转踌蹰。忽听外边打门，仿佛见西门庆来到。妇人迎门笑接，携手进房；问其爽约之情，各诉衷肠之话；绸缪缱绻，彻夜欢娱。鸡鸣天晓，顿抽身回去。妇人恍然惊觉，大呼一声，精魂已失......妇人自此梦境随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来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

经此一梦，把她的思盼之情推向了神思之病症，并引出了“李瓶儿招赘蒋竹山”的情节。

第六十回“李瓶儿因暗气惹病”中，李瓶儿因思念死去的儿子官哥儿，“似睡不睡”，进入梦境，“仿佛见花子虛抱着官哥儿叫他，新寻了房儿，同去居住。这李瓶儿还舍不的西门庆，不肯去，双手就去抱那孩子，被花子虚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吓了一身冷汗，呜呜咽咽只哭到天明。”

这一梦既受儿子之死的苦痛所致，又存有“暗气惹病”之中对前夫花子虚负疚情绪的积淀。

以上两梦，揭示了李瓶儿淫情若痴，良心尚存，感情脆弱的心态。她每梦必有自己负疚的前夫花子虚的缠扰，潘金莲梦中是不会出现武大郎的。

《金瓶梅》插图

(2)时代精神反映中的文化信息

所谓时代精神不是指一个时代的所有精神现象，而是独具时代特点，起着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及其体现在行为方式上的现象。《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时期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下列特点：

其一，是政治上专制主义松弛与自由意识膨胀相互交织而呈现出趋向变革的时代精神。

《金瓶梅》从素材内容上来看是以家庭、世情为主旨，却兼以对封建统治政治肌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剖。

它揭示出的从中央中枢机构到地方府、州、县三级的政权机关，从皇帝贵族到官僚、胥吏统治阶层的三部分成员，使封建政治精神的核心专制主义呈现出松弛瓦解的衰败趋势。另一方面，从书中反映的人际关系的情节上看，君臣、僚属、尊卑、夫妻、、主仆之间，勃发着自由意识。

这主要体现在官场的礼仪上、等级尊卑的关系上、妇女婚姻的选择上对封建意识的传统做法越礼逾制，任意行事。

其二，是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逐断被打破与商品经济日渐活跃所体现出的基础结构嬗变的时代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交换行为与交换意识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家庭人际关系上普遍盛行。

在书上我们看到，不但清河县店铺的衣料、药物、食品等商品，不少是从江南与北国甚至域外交换而来，就连官位、官司，官爵标志物也成了商品，可以用钱买来。

而非妓女的女性卖身成了普遍现象，也成了一种商品，即王六儿所谓的“输身”可以换来银钱。

大部分社会活动变成了有偿的交换活动，因而交换意识成了一种时代精神。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举两个人物的一番话语为例。一个是七十一回上何太监，劝留西门庆在他“甚是僻净”的“后园”居住，西门庆说出因此怕疏远夏提刑的顾虑时，他说：

“没的说，如今时年，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门是恁偶戏衙门。虽故当初与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后官接管承行，与他就无干，怎生这等说。他就是个不知道理的人了。”

这位老太监短短的几句话，把“如今时年”官场上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

另一个是王六儿在八十一回上说的一番话。当韩道国说出独吞了已死的西门庆千两银子，“争奈我受大官人好处，怎好变心的？没天理了”时，她说：“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甚么。”

这个小市民出身、以卖淫为生的王六儿，认为西门庆“占用着”自己，如今“占用”他一千两银子，是彼此交换所得，理所当然。

其三，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新旧更替文化转型的时代精神。

阅读《金瓶梅》，总感到有一股新的气息迎面扑来，有别于传统的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在字里行间中勃动。这类情节在书上所在多有，可举例说明问题。

第一回“景阳岗武松打虎”中武松与哥哥相逢后的一个情节：

“......只见武大买了些肉菜果饼归来，放在厨下，走上楼来叫道：‘大嫂，你且下来安排则个。’

那妇人应道：“你看那不晓事的！叔叔在此，无人陪侍，却叫我撇了下去？’

武松道：‘嫂嫂请方便。’

妇人道：‘何不去间壁，请王干娘来安排便了。只是这般不见使。’

武大便自去央了间壁王婆子来，安排端正，都拿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无非是些鱼肉、果菜、点心之类，随即烫上酒来。

武大教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三人坐下，把酒来斟。”

从这个家庭生活场面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礼教中的“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已经颠倒，“妇人”潘金莲不但不下厨操持酒菜之劳务，反而代替丈夫武大“陪侍”兄弟武松，饮酒之时还“坐了主位”。

这一切都与封建社会传统的家礼家规相悖，颇有点“女士为先”的气派。

在西门庆这个商人兼官僚的家庭中，伦序颠倒，违反传统家礼家规的现象更层出不穷，所在多有。

《金瓶梅》连环画

(3)佛寺道观描写中的文化意识

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教，严格说来，只有道、佛才是宗教。它们不但有规范化的教规，形成经典性的教义，还建筑起许多空间活动场所佛寺道观，造就了相当可观的物化文化景观，并有组织性较强的成员组织结构，在社会上形成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中国的宗教特别是佛、道两教，对古代小说的内容及其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一个一脉相传的小说流派。

这就是六朝的志怪、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说经元明时的神魔等，《西游记》便是宗教神魔小说的杰出代表。

《金瓶梅》不属于神魔小说的系统范畴，是世情小说，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宗教，表现了佛寺道观及其僧尼道士们的活动，体现出具有时代特点的宗教文化意识。

从内容上看，它在五分之一的回目中描写了佛、道两教的活动，写的佛寺道观有十多处，计有清河县的报恩寺(八回)东门外的玉皇庙(三十九回)、地藏庵，法华庵(四回)、永福寺(四十九回)、观音庵和莲华庵(五十回)，广成寺(五十七回)、五岳观(六十二回)、弘化寺(七十六回)、泰山的岱岳庙(人十四回)和临清的晏公庙(九十三间)等，上述宗教活动、人物环境的描写，反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识。

其一，揭示出宗教自身呈现危机、衰败的趋势，宗教人物成为被揶揄、嘲笑的角色，佛、道、儒三教的佛祖、老君、圣人不再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作者在开篇不久的第八回“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中，对佛教及其僧人进行了揭露性的描写和毁灭性的抨击。书中说：

“西门庆拿了数两散碎银钱、二斗白米斋衬，来妇人(潘金莲)家，教王婆报恩寺请了六个僧，在家做水陆超度武大，并当晚夕除灵。

道人头五更就挑了经担来，铺陈道场，悬挂佛像......不一时，和尚来到，摇响灵杵，打动鼓钹，宣扬讽诵，咒演《法华经》，礼拜《梁王忏》，早辰发牒，请降三宝，证盟功德，请佛献供；午刻召亡施食。”

这报恩寺六个和尚为被害死的武大超度亡灵的场面及其过场看似一本正经，表面庄重，接着就是另一副样子：

“那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都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

但见：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维摩昏乱，诵经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合。宣盟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忏罪阇黎，武大郎念为大父。长老心忙，打鼓错拿徒弟手；沙弥心荡，磬槌打破老僧头。从前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这几个佛家子弟，不管是“班首”、“维摩”、“行者”、“头陀”，还是“长老”、“沙弥”，都是“乔素打扮”、“乔模乔样”，在风骚淫荡的潘金莲面前乱了佛性，魂不守舍，“从前苦行一时休”。

作者感到这样入木三分地描写还不够，直接以“看官听说”的方式加以抨击：

“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

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便是个“鬼乐官’，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苏东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

此一篇议论，专说这为僧戒行。住着这高堂大厦、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钱粮，又不耕种，一日三餐，又无什事萦心，只专在这色欲上留心。”

其二，是宗教世俗化的倾向，由禁欲绝俗向世俗化演化。

书上的佛憎道士们主要不再从事念经宣教的活动，而把主要精力用在为世俗生活和人欲服务上，有的成为为人私欲偷情“说合”的福职人员，从中谋利。

一是为世俗之事效力。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娱乐，是人们的生命现象的需求，在人类的社会中逐渐形成了相应的专司其职的社会职业者，如医生、接生婆、艺人等。

在《金瓶梅》的描写中，佛僧信徒们也在从事上述为世俗之事效力的活动。最典型的是薛姑子、王姑子用符药帮助吴月娘怀孕男胎的事例。

吴月娘后来果然坐怀男胎，生下孝哥，实际上与此无关，所以作者写道：“常言：十日卖一担针卖不得，一日卖三担甲倒卖了。正是：若教此辈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

揭伪之意，揶揄之旨，见于言表。至于人的死亡之祭典，佛僧道徒更是成群结队而至，成为悼亡魂的主角，如围绕着李瓶儿之死，就有六十二回上“潘道士解禳祭灯法”、六十五回上“吴道官迎殡颁真容”、六十六回上“黄真人炼度荐亡”的佛僧道门徒的活动。

其二是为性欲需求服务。人的性欲需求，往往是人的隐私活动，特别在封建社会里，一涉及到此事，常常冠之以一个私字，如“私奔”、“私情”、“私会”等，回避他人参与。

《金瓶梅》中的佛僧道姑们却热心参与此事，从中谋利，成为市井社会中淫职人员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人物是西城天竺国的胡僧和广成寺的薛姑子。

胡僧的房中壮阳药，使西门庆对妻妾、姘妇、妓女的纵欲得到充分的潢足，也因之使他“贪欲得病”，直至身亡。

广成寺的薛姑子是个为人理欲效劳而谋生的角色，五十七回上说她：“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少年间曾嫁丈夫......以后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门情熟，这等就做了个姑子。专一在些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叫他引和尚进门，他就做个马八六儿，多得钱钞。”

招宣府的拿门夫人林太太就是“假托在个姑子庵儿打斋”，再通过文嫂“做牵儿”与外人通奸的。

妓女郑爱月向西门庆“卖俏透密意”所说的“姑子庵”，显然不是薛姑子的广成寺，而是为常太太这样的贵家夫人向外人通奸所”假托”的另一个佛门之地，成了为世人淫欲之事暗地活动的专门场所。

《金瓶梅词话》

(4)阴阳文化塑造中的文化丛

这里所谓的阴阳文化，不完全是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先秦时期阴阳文化的全部内含，即构成人类与自然现象中的天地、刚柔、有无、虚实等两种对立而又互为消长的物质力量，而是指阴阳文化之具象形态，即人的性关系运行中产生的文化层面。具体到《金瓶梅》的描写上，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青楼文化的形象化揭示。

书中所描写的青楼，即妓院，明代称为“教坊”、“酒楼”、“乐户”、“私窠子”等，是当时遍布全国的一个社会阶层。

如谢肇测在《五杂俎》中所说：“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

《金瓶梅》对县城清河、码头临清的妓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反映出青楼文化的形态：

(1)青楼除了是卖淫场所外，还具有交游、饮宴、娱乐、商品交易的场所作用。

这在十一回“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十五回“狎客帮嫖丽春院”，二十回“西门庆大闹丽春院”，五十回“玳安嬉游蝴蝶巷”，六十八回“郑月儿卖俏透密意”，七十七回“西门庆踏雪访爱月”等回中作了描写。

西门庆与应伯爵、谢希大、吴典恩、孙天化、云离守、花子虚、祝日念、常时节、白来创等十位“结识”的朋友，“每月会茶饮酒”，大都在妓院青楼之中，即使在其它场所也多由妓女们相陪。

(2)嫖妓的价格及嫖妓的过程。

书上嫖妓的价格，以西门庆“梳笼”、“包着”妓女李桂姐为例，可见一斑。

第十一回“西门庆梳笼李桂姐”中，西门庆到勾栏李家之后，先请妓女李桂姐唱南曲，送上五两银子，“权与桂姐为脂粉之需”，“次日，使小厮往家去拿五十两银子，段铺内讨四套衣裳，要梳笼桂姐”。

两天之内西门庆在李桂姐身上花去了五十五两银子，这是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第二十四回说李瓶儿买一个十三岁的丫头需五两银子、一个十七岁的丫头十两银子。这就是说，西门庆“梳笼”李桂姐的价格比买五个十七岁的丫头的价钱还要多。

庞春梅被买与卖都是十六两银子，算是价格最高者。西门庆“梳笼”李桂姐之后，每月“包着”还需二十两银子，所以二十回上祝日念说：“应二哥说的是。你每月风雨不阻出二十银子包钱包着他。你不去，落得他自在。”

其间，杭州贩绸绢的丁二官人，“头上拿十两银子，两套杭州重绢衣服请李桂姐，一连歇了两夜”，即一宿平均五两银子与一套杭州重绢。

西门庆“包”“芸姿丽质更妖娆”的妓女郑爱月更加昂贵，每月三十两银子。

至于嫖妓的过程，十一回“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六十八回“郑月儿卖俏透密意”中，作了层次分明的描写。

(3)妓女的命运的揭示。

《金瓶梅》的作者在书的描写中，对嫖妓与妓女的生活有津津乐道的偏见，也有流露着同情其悲惨命运、身心饱受摧残的一面。

不但为霸一方的西门庆可以“大闹丽春院”，因李桂姐接了丁二官，“由不的心头火起，走到前边，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碟儿盏儿打的粉碎，喝令跟马的平安、玳安、画童、琴童四个小厮上来，不由分说，把李家门窗户壁、床帐都打碎了”；就连他的小厮玳安也可以“嬉游蝴蝶巷”，把鲁长腿的妓院闹得人仰马翻，吓得妓女们对他以“叔叔”相称。

至于妓女们作为有钱人纵淫取乐的玩物，身心受残，人格被辱，自不待言。

西门庆之妾孙雪娥被春梅以八两银子卖给“水客”潘五，沦入娼门，“这潘五进门不向长短，把雪娥先打了顿；睡了两日，只与他两碗饭吃。教他乐器，学弹唱，学不会又打，打得身上青红遍了。”雪娥不堪忍受，不久便自杀身亡。孙雪娥所受的非人遭遇，可以说是大多数妓女生活的写照。

其二，“生殖器崇拜”的文化“返祖现象”。

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父系时期存在着“生殖器崇拜”的文化现象，进入封建社会后“生殖器崇拜”文化离开了对象本身，其精神折射于阴阳文化精神之中，呈现出新的意识形态。

如儒家和道家对生殖的崇拜，避却了生殖器官的具象，转化为对生命现象的重视。

到了晚明时期，由于个性解放思潮和文学“人学”意识的影响，在《金瓶梅》中出现了“生殖器崇拜”文化的“返祖”现象。

(1)《金瓶梅》中“生殖器崇拜”文化精神，表现在一些女性人物身上躁动着一股强烈的、难以掩饰的对生殖器崇拜的心理意识，潘金莲、李瓶儿、林太太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如李瓶儿给梁中书为妾，做花子虚的妻，“招赘”蒋竹山，都不能使其性欲得到满足，只有西门庆的“狂风骤雨”才能“称其意”。

他对西门庆心悦诚服地所说的“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之中的言词里，闪动着如痴如醉的生殖器崇拜意识。

(2)《金瓶梅》中“生殖器崇拜”文化精神，体现在生殖器官形态的刻画上。这一是西门庆、蒋竹山等人所用的房术之物淫器；二是胡僧的房中药；三是薛姑子的符水药物“种子灵丹”。

(3)书上的“生殖器崇拜”文化精神，还反映在绘画和语言符号的运用上。这一是绘画符号的“春宫画”的描写，二是应伯爵七人为悼念西门庆而写的那篇在死人棺前读来令人笑倒的祭文。

其三，描写出一个以淫职为业的社会阶层。

这一是青楼以外的淫户，如韩道国、王六儿夫妇；二是为淫业奔走效力谋生的人物，如王婆、薛姑子、冯妈妈、文嫂等。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二)规范文化的剖析

规范文化是文化精神现象的另一方面，包括社会结构、行为规范准则、风俗习惯模式、知识教育和语言符号等，它们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创造的文化范畴，体现在《金瓶梅》中只是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一部分，但与同时代的小说相比却是丰富多彩的。

(1)政治礼仪文化转型期的艺术切片

政治礼仪，系指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等级与行为规范，并形成了相应的思想意识。

任何礼仪都是一种历史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只不过其稳定性较强罢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礼仪到了明代中期，由于经济新质与人的观念变革，开始了转型时的嬗变。

《金瓶梅》以典型人物与故事情节，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这一变革。具体表现：

一是等级观念的削弱。

作品通过对朝臣与地方官员政治活动的描写，统治阶级固有的等级森严、行为有序的局面在松动，朝廷、官府一些固有的规范被打破。最典型的事例是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中“迎请六黄太尉之事”。

山东省的巡抚、巡按监察御史、太尉、布政、参政、廉访使、采访史、提学、兵备以及八府官员，从四面八方纷至香来，汇集清河县西门庆家，迎请朝廷钦差黄太尉，这种“巡府出朝，地动山摇”的盛典，倾城倾国的气派，官民仰望的荣耀，落到了西门庆家的“大门首”，非是五品的提刑所千户所致，而是由“本处望族”的富商的“财势”所引发。

这种名实不副、尊贵倾斜的情节，说明了明代政治中心的转移，价值观念的更新，尊卑意识与政治礼仪的变革。

二是金钱在政治礼仪中的支配力量越来越大。

在书中的具体描写中，我们从多处看到在金钱宝物面前，各种官僚神魂颠倒，斯文扫地，致使官场世俗化、官僚市侩化成了普遍现象。

(2)封建法律文化质变态势的形象揭橥

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年中，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和法律思想，也相应地创造出法律文化。

其特点是帝王为最高的立法者和终极的审判者，儒家思想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司法权要受到行政权的制约，家族法在其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同时，由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民请命”、“明镜高悬”、“清正廉明”等思想观念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并造就了少数铁面无私的执法人物。

到晚明之时，随着封建礼教的衰弱，封建官僚的市侩化和封建政治肌体的内质变化，封建法律文化精神也在变化。

贪官更加营私舞弊，致使“冤魂塞满街衢”成了司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二是民众参与司法的意识增强，如在大庭广众之中市民对西门庆谋害武大冤情公开非议，形成了潜在的社会舆论力量。

(3)新旧道德撞击的文化场

道德是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准则，具有阶级性历史性与民族性的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套封建道德体系，基本精神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到了晚明之时，就整体来说尚在运行，但有些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呈现出新旧道德观念矛盾撞击、新陈代谢的态势。

《金瓶梅》注意家庭描写，表现出了丰富的道德内容。一些道德观念在变化，新的道德行为在萌生。具体而言：

一是义与利的关系发生颠倒，重义轻利的观念正在转化为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这在西门庆、应伯爵、陈经济、王六儿、来保等人身上有明显地体现。

二是廉耻贞节意识在变化。在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王六儿、林太太等女性人物身上，有着毫无掩饰的不讲贞节、不顾羞耻的思想意识，封建伦理中的妇道观念已很淡薄。

单从一些回目上就说明上述人物廉耻之心多么淡薄，如四回“淫妇背武大偷奸”、十二回“潘金莲私仆受辱”、十四回“李瓶儿送奸赴会”、二十七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三十三回“韩道国纵妇争锋”、五十二回“应伯爵山洞戏春娇”、七十八回“西门庆两战林太太”、八十二回“潘金莲月夜偷期”等。

三是夫妻地位关系的颠倒，“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已谈薄。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男性的丈夫是主宰，妻子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在《金瓶梅》中夫妻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家庭中出现妻压夫主的状况。如李瓶儿对于花子虚、蒋竹山，王六儿对于韩道国，常时节的妻子对于常时节等，妻子成了家庭的主宰，丈夫则处于受气的地位。

《金瓶梅》插图

(4)符号文化的历史价值

西方对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多达几百种，但在文化理论研究中把“符号”定义为文化概念内核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如美国的格尔和塞尔茨尼克就把文化定义为“表达性的象征符号”。

符号也象文化一样是一个范畴非常宽泛而又模湖的概念，大致可分为器物体上的象征符号、人的动态体现出的象征符号、语言文字上的象征符号三大类。

《金瓶梅》的情节与语言中，对上述三类符号都有表现，并有丰富的历史价值。

一是对用具、食品、文物、游艺品、装饰品等描写所刻画出的象征符号，表现出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使用价值与商品交换价值。如西门庆给潘金莲花了六十两银子买的一张价格昂贵、“螺钿有栏杆的床”(二十九回)，既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又有商品信息价值。

二是人物的生活与交际活动中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形成规范性的模式，是一种动态性的象征性符号。如五十五回上西门庆给蔡京“庆寿旦”、认干爹的拜见活动过程，其中的第二次“四拜”，具有心照不宣认干爹的象征意义。

三是语言文字描写，特别是人物口语中，其中的方言、土语、隐语等，把晚明时山东一带的语音、特定的语义积淀下来，具有历史语言“活化石”的价值意义。

(三)物质文化的刻画

物体是文化的三大载体之一，特别是人工之物，所蕴含的文精神兼有客体的使用、存在价值和主体的创造、审美价值。

科学物质的认识、掌握、创造取得了光辉灿烂的业绩，为人类的生活造了越来越优越的物质条件与生活环境。

艺术对物质的认识与映，为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其中的小说对世界“物”的描写，形象生动，细致入微，所负载的文化精神尤为丰富。

《金瓶梅》由于重在家庭、市井描写，是古代第一部反映经济生活丰富的小说，对“物”的描写层面比以前的小说又扩大了，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识，构造出千姿百态、具有文化信息价值意义的艺术“物”的世界。

(1)商品之物上的交换意识

《金瓶梅》描写了大量的商品，有家具、房屋、用具、食品以及人丫头等，充斥着经营获利的交换意识。

这一是人际之间的物的关系，几乎都存在谋利的交换价值取向，从西门庆的五个店铺到南走“标船”中所有货物，都为谋利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开茶坊兼做媒婆的王婆拿着十八两的秤到街上买东西，为了从中获取每斤多二两的微利。

二是物的交换价值取向渗透到官场、情场、家庭，把女人、奴仆、官位、官司等异化为商品，当作”物”在人际间以价交换。

(2)建筑之物中的空间观念

《金瓶梅》描写了一系列的家庭及其院落、房舍、花园等建筑物体。如西门庆家、花子虚家、夏提刑家、周秀家、韩道国家、王婆家、武大郎家以及京城中的蔡京、何太监家等，其中以西门庆家庭院舍的描写最为详细、全面。

张竹坡在《杂录小引》上对“西门庆房屋”作了层次分明的描绘：

“门面五间，到底七进(后要隔璧子虚房，共作花园)。上房(月娘住)、西厢房(玉楼住)、东厢房(李娇儿住)、堂屋后三间(孙雪娥住)、后院厨房、前院穿堂，大客屋、东厢房(大姐住)、西厢房、仪门。仪门外，则花园也。

三间楼一院，潘金莲住。又三间一楼一院，李瓶儿住。二人住楼，在花园前。过花园方是后边。花园门在仪门外，后又有角门，通过月娘后边也。金莲、瓶儿两院，两角门，前又有一门，即花园门也。

花园内，后有卷棚。翡翠轩前有山子，山顶上卧云亭，半中间藏春坞雪洞也。

花园外，即印子铺门面也。门面旁开大门也。对门，乃要的乔亲家房子。狮子街，乃子虚迁去住者，瓶儿带来，后开绒线铺.....”

张竹坡对西门庆家庭院落的描绘是一幅静态平面图，体现出主人的家庭建筑具有生活、游乐、经商与官场活动四者相兼的空间观念，也反映出富商、官僚、恶霸西门庆行为方式的需求意识。

如花园内有卷棚、翡翠轩、卧云亭、藏春坞雪洞等建筑设施，是西门庆从事商业活动：同妾妓们寻欢作乐的地方，书上的很多故事在这里发生。

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山东的巡抚、巡按与八府官员等，迎请黄太尉在西门庆府上。

事后，应伯爵说：“若是第二家摆这席酒，也成不的。也没咱恁大地方，也没府上这些人手。今日少说有上千人进来，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赔了几两银子，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

《金瓶梅建筑研究》

(3)生活器用之物的时代特点

《金瓶梅》是以家庭生活为内容的小说，又重在写“实”，所以细致而形象地描写了一些生活器用之物品，这些器物在作品中除了具有典型环境“物”态的作用外，还有展示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生活状态以及反映时代特点的意义。

作品所写的生活器用之物颇多，只举几例说明问题。

第三回上王婆与潘金莲的对话中谈到的“历日”，王婆“便取历日递与妇人。妇人接在手中，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后日也不好，直到外后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取过历头来挂在墙上......”由此可见，“日历”在晚明之时是寻常百姓家日用性很强的生活用品。

第二十九回上西门庆为潘金莲买的那张昂贵的床:“这一张螺钿有栏杆的床，两边隔扇都是螺钿攒造，安在床内。楼台殿阁，花草翎毛，里面三块梳背，都是松竹梅岁寒三友。挂着紫纱帐幔，锦带银钩，两边香球吊挂。”

这张床的价格60两银子，相当于忠实可靠的伙计傅铭一年零三个月的工钱，等于12个低等丫头的身价(一般每个五两银子左右)，还等于西门庆为王六儿买的一所“门面两间，到底四层房屋”的半价钱，足见它的价格昂贵，同时也说明它作工精细，雕刻美观，可称得上是一件工艺美术作品。

此外，二十七回上还描写了洗脸的“茉莉花肥皂”、第三十一回上写的“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第五十八回上写的“镜子”等，都体现了一一定的时代特点。

(4)食品之物所蕴含的社会发展信息

眼下不少地方盛行“红楼宴”，将曹雪芹对饮食艺术的刻画复归到现实生活的宴席上，这当然是“红楼”艺术魅力所致。但是，就对食品“物”的描写而言，《金瓶梅》并不逊于《红楼梦》。

它对食品的描写具象分明、丰富多彩，达到了质、色、味、香、型、名皆备的境地。

就食品而言，就有荷花饼、卷饼、寿面、扁食、白面蒸饼、顶皮酥、果馅饼、搽穰卷、玉米面鹅油蒸饼、果馅寿字雪花糕、果馅团饼、玫瑰元宵饼、桃花烧麦、乳饼果馅顶皮酥、酥油泡螺、果馅椒盐精饼、松花饼、玫瑰八仙糕、玫瑰鹅油葛面蒸饼、檀香饼、麻椒盐荷花细饼、芝麻象眼、密润丝环、裹馅凉糕、干糕等20多种；

饮食喝的汤，有银丝炸汤、点心茶汤、韭菜酸笋蛤蜊汤、梅汤、满池娇并头莲汤、血脏汤等；

所饮用的酒，名目繁多，计有老酒、南酒、药五香酒、金华酒、茉莉酒、茉莉花酒、白酒、荷花酒、木樨花酒、河清酒、葡萄酒、竹叶清酒、菊花酒、黄酒、麻姑酒、南烧酒、豆酒、红泥头酒、橄榄酒、金酒、内酒、雄黄酒、腰州酒、浙江酒等24种。

从上述食品的描写中，透露下列社会发展的信息：一是这样名目繁多、制作精良、食饮有序的食品，说明了晚明时期食品生产已相当发达，饮食生活水平非常可观，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认识价值；

二是说明了国内商品流通与贸易相当发达，折射出资本主义萌芽在勃勃萌生的信息。

上述饮食品种，一部分已非清河县的土产，来源于南方或北地，个别还由国外进口。就酒类来说，提到最多的金华酒，系江南浙江省的产品。还有南酒、黄酒、麻姑酒等也是来自南方。带有“药味”的竹叶清自然产自山西。

所食用的食品，三十四回上提到的“泰州鸭蛋”，产地系江苏。“辽东金虾”产自关外的辽宁。

六十七回上西门庆吃的“衣梅”，“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来”;同回上他在妓院吃的“酥油泡螺儿”，是“出于西域”，可能产自阿拉伯国家。

以上说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食品传至清河县西门庆家的餐桌上，是商品经济发达、流通领域畅通的形象写照。

《金瓶梅价值论》

（全文完）

文章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载于《金瓶梅研究（第五辑）》，辽沈书社，年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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